「數字經濟之父」Don Tapscott在1994年首次提出《數字經濟》。由於4G、5G通訊科技的發展，雲端計算、邊緣計算令大數據傳輸及產業智能化變得可能，加上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，企業被環境倒逼急需向智能化升級、向電子商貿轉型。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（貿發會議）的《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》，2019年，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31.8萬億美元，佔 GDP比重達到41.5%，數字經濟的財富創造主要集中在美國和中國，中國的電子商貿規模為全球第3。2020年，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約佔GDP的40%，對GDP增長貢獻率近70%。2020年12月，中央印發《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（2021-2023年）》，鼓勵工業生產結合互聯網、大數據，令工業活動可創造新的價值。數字經濟在全球正在急速發展。數字經濟作為新基建的重要內容，正在深刻地影響着人類生產、生活和消費行為，催生出新組織、新業態、新模式。

數字經濟為環球焦點，傳統上美國在全球數字經濟擔任領導地位，但其領先位置正在被中國及歐盟所追趕。中國雖然在數字經濟上走勢強勁，在技術上正在彎道超車，唯計算機科學的論文及被引文產量，世界領先大學的數目，數據安全始終仍是美國佔優。受到「數字現實政治」(digital realpolitik) 大環境所影響的美國「數字大策略」(Digital Grand Strategy)，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在數字經濟崛起絕不掉以輕心，尤其在「卡脖子科技」對中國更會步步為營。全球不同國家或地區都已制定其數字經濟／數字化發展策略，可見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是一個世界大趨勢，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倖免。面對這個複雜的世界局勢，以對標三藩市灣區、紐約灣區、東京灣區、大倫敦城市群的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真的要細心思考、步步為營。

參考OECD《數字經濟展望2020》中數字經濟的政策框架，7個重點政策維度包括：使用權(Access)、使用(Use)、創新、工作、社會、信任及市場開放。它們不是獨立維度，需要互為考慮，令國家的數碼轉型可以茁壯成長。使用權包括投資、通訊基建及服務、競爭、區域發展。使用包括：數字政府轉型、投資、商業動力、中小企的數字工具與技能、數字保安及私隱。創新包括創業與中小企政策、促進競爭與科技傳播、科技研發、數字政府（策略及開放數據）、部門政策及規管。工作包括：數字轉型下的勞動力市場保障、勞動人口的數字能力、社會保障（尤其因工種消失）、稅收和福利制度、區域協調（助工作再分配）。社會包括: 處理數字鴻溝的社會政策、（普羅市民的）技能發展、再分配的稅收和福利制度、綠色環境、衞生保健（如遠程醫療、電子病歷）、數字公共服務。信任包括：數字風險管理（尤其是個人與中小企）、私隱、數字保安及標準（如ISO 27000）、消費者保障（尤其針對電子商貿）。市場開放包括：跨境貿易、促進投資、高效穩健開放的金融市場、促進競爭及數字年代的稅務政策。以上對數字灣區的建設具參考價值及啓示。我們必需要全方位強化灣區的人才、企業、社會及政府的數字能力，令數字能力變成我們的核心競爭力，才能建構好數字灣區的生態。

在產業鏈上，我們要搜集不同數據、為數據增值、提煉不同數據利用數據為產業、為城市賦能，令數據有效支撐大灣區的產業互聯網與工業網。筆者認為若要構建數字灣區創新體系，香港能發揮「數字+金融」、數字研究及治理參考、基礎科研、高端人才引進與教育；澳門可考慮「數字+旅遊」的發展；深圳在數字經濟創新、數字人民幣及跨境數據試驗等方面能積極發揮作用；廣州是平台及標準制定與人才培訓的理想地點。

記得曾蔭權特首年代就提出數字經濟，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卻還沒有成功轉型。今天的數字經濟和昔日特區政府的「數碼21」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香港和大灣區迫切需要數字轉型。我們需要盡快規劃「數字大灣區」的發展策略及藍圖，一同擁抱數字經濟機遇，打造出與別不同的「數字灣區」。